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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看到“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署名潘嘉偉的如下评论文章。故转发，顺便也说几句，但不评论。说是因为今天晚餐桌上也同样说到了这个话题。一同吃饭的都是香港移民，席间都说到大陆人如何如何，如不排队、小孩在街上随地小便等等不文明行为（或者说低素质行为）。其实哪里人都有素质好与不好的，说素质可能有点严重，也许是文明与不文明之分吧！不管是那个团体、族裔、国家都会有一些人会让我们不舒服（这里我不举例自己亲历的不同人群的不文明行为），但为什么一定要贴上标签呢。中国大陆的腐烂政治体制，造就了现在的年轻人。.......就此打住，再继续就开始评论了。还是看香港正委的这篇署名文章吧！
從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的言論、時裝品牌D & G尖沙咀店舖門外禁止香港人拍照的事件，以及雙非孕婦在港生子，直至最近的粵港私家車自駕遊等等，引起許多香港人強烈不滿，掀起了中港兩地矛盾，怨懟造成互聯網上的罵戰，甚至一些平時不會出來遊行的市民，也走上街頭，表達不滿。霎時間，惡毒的形容詞滿天飛，「狗」與「蝗蟲」變成形容兩地人民的代名詞。 現在是互聯網時代，瞬息萬變，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十分迅速，感覺沒來得及了解問題的癥結，便看到很多知名的時事評論員或在互聯網社交網絡上的活躍人士具結論性的評論，現在大眾視線的焦點又很快轉移到唐英年、梁振英和曾蔭權的誠信問題。然而，在香港生活的內地人的聲音，彷彿無法在主流媒體被聽見。 我不是甚麼學識淵博的時事評論員，也不是善於在互聯網上發表吸引眼球言論的人物。作為香港人、作為一名普通香港教友，有幸借用這個平台發表一點意見。我感覺到，香港人對中國大陸人民素質向來都是戴有色眼鏡看待。 我有兩位親戚是內地人，一位是已經移民美國多年的表嫂，另一位是來港剛過七年而獲得香港居留權的舅母，我感到她們對香港的印象確是有很大的差別。幾年前在沙士一役之後，去三藩市探望表哥，吃飯的時候，大家談到香港的經濟和內地發展的情況，以前曾經來港旅遊時受過香港百貨公司售貨員白眼的表嫂，忍不住說：「香港也有今天了，活該！」我當時愣住了，怎麼她對香港的仇視如此深刻，移民美國多年亦未能忘懷。雖然她對我們親戚之間的關係保持尊重，但相信很難改變她對香港及香港人的印象。 至於我的舅母，她嫁了給我舅父後，等了七年，取得香港身分證，她沒有領取香港人的綜援，拿到身分證後，立即去找工作，並樂得找到很多香港人不願做的工作——在養老院照顧老人家。我沒聽過她對香港及香港人有甚麼怨言，卻聽她講過在內地家鄉的親戚要怎樣賄賂一些官員，才能當上公務員，她對香港社會廉潔的印象很深。雖然舅父去年離世，現在內地經濟又起飛，她在內地的親戚的生活亦比以前富裕，但她選擇留港生活。 當然，我單從親人的經驗來看最近中港之間矛盾的問題，誠然有點片面，但香港人和內地人都有千百種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如何與鄰人相處（以現在社會的氣氛，我們是否把內地人看成是我們的鄰人，或許也成為爭議），筆者認為，這是我們需要反省的問題。筆者不是要引經據典說教，也沒資格要求我們應怎樣看待內地人。香港政府對雙非孕婦及自駕遊的政策失誤固然是部份問題的根源，但若我們能與內地人多一點溝通，除了看見Facebook上貼出一些內地遊客在街上一些令人反感的行為而按「讚」或跟風破口大罵，我們又應以甚麼態度回應不可避免和日益嚴重的中港兩地矛盾？ 筆者在Facebook看見從內地來港生活、思想極為開放自由的媒體人溫雲超無奈地嘆道：「號稱自由法治的香港，報刊竟然刊登明顯有挑釁及種族歧視內容的『蝗蟲』廣告。」這是否我們想繼續看見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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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新浪开了微博，我就变成“微博控”了。那信息也忒丰富了点。就说今天吧：铁道部的奇迹发言人被罢免了；MOTO被谷歌收购了；山东枣庄高新区招聘老师要求父母为干部是为老百姓考虑了；阿里集团今日宣布持几十亿为员工谋福利了；“我被当成要饭的了”；梵蒂冈发言人确认下届世青节将于2013年在巴西的立约热内卢举行了......等等。当然重要的是北京《天光报》在圣母升天瞻礼上的这篇《爱国会，天主赏赐给中国基督徒的珍贵礼物》。 其实本人从来就不喜欢《天光报》，因为它看起来更像党的喉舌。但这篇文章的确威武。有人评论说“矮锅灰能不能不要无耻地遭雷劈呢？”雷哪敢劈这东西呀！费话少说，还是看看這篇雷人的文章吧。  爱国会，天主赏赐给中国基督徒的珍贵礼物
——纪念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成立60周年述评之一 ■ 本报评论员 今年，适逢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成立60周年。北京市天主教两会、北京教区共同决定将隆重举行庆祝活动，北京教区的神长教友们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期待。 60年前，对于中国天主教300万基督徒来说，正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本来，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中国人民受三座大山压迫，受洋人欺辱的日子彻底结束了，蒙受主恩的中华民族获得了新天新地，翻身解放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中国人的脸上，人民当家作主了！ 然而，就在我们中国神长教友准备与自己的同胞一起庆祝解放的时候，一条指令横空而来。这项来自教会上层的“指令”鼓动中国的基督徒们：要坚决抵制人民政府，抵制新中国，抵制中国共产党。严厉警告欲参加庆祝解放的神长教友们：拥护新中国、新政权，就要承受来自教会的最严厉的处罚。 这道指令给我们神长教友们设下了冰冷而残酷的选择：要灵魂得救，就要与新中国、新政权对抗到底，否则，就要丧失灵魂，进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在此之前的历史中，教会上层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活表示“关心”并进行干预的行为，发生过三次。 第一次是早年发生在中国传教团体的“礼仪之争”，教廷站在一方的立场，在缺少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做出裁决，严厉禁止中国基督徒“尊孔祭祖”，结果涉嫌干涉中国内政，引起康熙皇帝的震怒，“禁教”200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教廷才撤消“禁令”。 第二次，1932年3月1日，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长期霸占我东北三省，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民国政府坚决不予承认。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此傀儡政权均不予承认，仅有日本为首的几个法西斯国家给予承认。而梵蒂冈却也声明承认“满洲国”，并派代表参加其“开国式”，公然站到法西斯的立场上。 第三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团结抗战。这个时候，罗马教廷的“特使”发出“指令”：要求中国教会和基督徒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得参加任何抗日的团体和活动。这条“指令”惹怒了中国人民，也羞辱了国民政府，因此导致国民政府向罗马教廷的抗议。 这次发生在东方的巨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废除了人剥削人的封建制度，推翻了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建立了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民的声音就是天主的声音”，“人民的选择就是天主的选择”。 这样一场上应天意，下顺民心的历史变革，理应得到身负“基督大爱”的天主教会的理解与支持。然而，令中国神长教友心寒的是，如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样，这次，来自罗马的立场，仍然是置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置中国天主教的前途命运于不顾，蛮横地将数百万基督徒推向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对立面，使教会变成一支反人民反政府的政治势力。 天主教的历史也多次发生过如此一致的事情：当教会上层做出了错误的决策，导致天主的子民和他的事业遭受重大损失的时候，仁慈的天主将亲自伸出他的大爱之手，挽狂澜于即倒，让天主子民重回他的怀抱，让人间的教会再次沐浴圣神的光照，让他眷顾的社会再次看到他圣爱的荣光。 爱国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 当时中国教会已经出现了全面崩溃的景象：大批主教神父为表达不与新政权合作的立场而撤离出走；一批批神职与教友因听信了上面的指令，与政府和人民为敌，因触国法而被捕入狱；以“侨民”身份驻守在南京的原驻国民政府的教廷“公使”黎培里主教，仍然在不遗余力地鼓动神长教友“与共产党和新政府斗争到底”，“直至坐牢牺牲，为主致命”。 那些劳苦大众出身的教友，对教会的“指令”充满疑惑：耶稣基督是最爱穷苦人的，可教会为什么让我们反对带领穷人翻身解放的共产党呢？ 越来越多的中国神长教友开始反思，开始从圣经中寻求答案。圣经中没有一条让基督徒与政府做对，与自己的同胞做对的话，反而耶稣多次命令门徒及其追随者们：“要尊重世上掌权柄的人”，“你们要爱所有的人”，“爱人如己”。 爱主爱人，是耶稣反复强调的最高诫命。那么我们爱新中国，爱自己的同胞兄弟，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何错之有？何罪之有？爱国无罪，就不会妨碍我们的灵魂得救，反而会因我们爱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得到天主的恩佑和祝福。 神长教友们想通了这些道理，更多的人坚信了这些道理，他们长期以来因“指令”而痛苦不堪的灵魂终于被圣神之光点亮了。 1950年底，发自四川广元天主教的《革新宣言》鼓舞了全国的神长教友，北京天主教的神长教友们更是豪情满怀，信心倍增。 1951年9月16日，北京天主教500神长教友聚集圣堂，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长时间的祈祷和默想，他们的灵魂充满了圣神，充满了基督大爱，一种强烈而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催迫着他们。他们对教会的前途命运、对爱国爱教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大讨论。终于得到高度共识：爱主爱人、爱国爱教是天主的诫命，是基督的大爱，我们这样做，没有罪反而有功。因我们爱国爱教而受到人为的处罚，这罚绝不是来自天主的。 大会做出决议：坚持爱国爱教的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与广大人民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清除帝国主义在教会的影响，纯洁圣教会，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宣告成立。 时隔6年，1957年7月25日，中国天主教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对今后圣教会的方向做出坚定抉择，提出维护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圣教会，在当信当行的教规教义上保持与罗马教宗的共融，在政治上、经济上、教会事务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 会议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由中国神长教友共同协商决定教会的事务，独立自主决定开展民族福传的方向和目标，这是第一次。 中国天主教终于获得了神圣的主权，中国天主教再也不是受人支配，任人驱使、与人民为敌的“洋教”了！ 爱国会坚持的爱国爱教立场与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是早期教会“往训万民”，建设地方教会的基本原则。爱国会提出协助圣教会推进民族福传大业，是保禄宗徒“为一切人而成为一切”的真正实践。 后来的实践被充分证明了： 爱国会，是天主圣神的化工，是基督大爱的结晶。 针对今日国家宗教局发言人就梵蒂冈发表的声明的谈话，中国的广大天主教神长教友做出如下声明，希望相关部门不要倒行逆施，伤害广大信教群众的感情。以下是声明全文：
６月２９日、７月１４日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天主教乐山教区、汕头教区分别非法祝圣了雷世银、黄炳章两位“主教”。新祝圣的“主教”对党虔诚，深受政府及党员的拥护和爱戴，但对教会的原则和教廷的劝告置之不理。政府安排的非法祝圣主教完全是为了阻碍教会开展正常的教务管理和牧灵福传工作。政府的这种干预教会内部事物，极其无理和粗暴，严重伤害了中国天主教会，令广大神长教友痛心，我们对此予以严重谴责和强烈不满。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天主教会在中国就遭受到中国政府的野蛮干涉，这对中国天主教广大神长教友是个很大的历史创伤，从此中国天主教会走上了时时被压迫与蹂躏的道路。历史证明，中国天主教不会因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威胁而停滞不前，广大神长教友将会更坚定地走坚决拥护基督在世的代表：罗马教宗的道路，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对政府的粗暴干涉给与强烈的谴责和抵制。 天主教会改善政教关系的原则和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希望政府不要无理干涉教会内部事物，和梵蒂冈通过建设性对话探讨改善与梵蒂冈的关系的途径和办法，如中国政府也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就应撤销所谓的种种干预政策，切实回到政教分离的正确轨道上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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