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新浪开了微博，我就变成“微博控”了。那信息也忒丰富了点。就说今天吧：铁道部的奇迹发言人被罢免了；MOTO被谷歌收购了；山东枣庄高新区招聘老师要求父母为干部是为老百姓考虑了；阿里集团今日宣布持几十亿为员工谋福利了；“我被当成要饭的了”；梵蒂冈发言人确认下届世青节将于2013年在巴西的立约热内卢举行了......等等。当然重要的是北京《天光报》在圣母升天瞻礼上的这篇《爱国会，天主赏赐给中国基督徒的珍贵礼物》。
其实本人从来就不喜欢《天光报》，因为它看起来更像党的喉舌。但这篇文章的确威武。有人评论说“矮锅灰能不能不要无耻地遭雷劈呢？”雷哪敢劈这东西呀！费话少说，还是看看這篇雷人的文章吧。
其实本人从来就不喜欢《天光报》，因为它看起来更像党的喉舌。但这篇文章的确威武。有人评论说“矮锅灰能不能不要无耻地遭雷劈呢？”雷哪敢劈这东西呀！费话少说，还是看看這篇雷人的文章吧。
爱国会，天主赏赐给中国基督徒的珍贵礼物
——纪念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成立60周年述评之一
■ 本报评论员
今年，适逢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成立60周年。北京市天主教两会、北京教区共同决定将隆重举行庆祝活动，北京教区的神长教友们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期待。
60年前，对于中国天主教300万基督徒来说，正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本来，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中国人民受三座大山压迫，受洋人欺辱的日子彻底结束了，蒙受主恩的中华民族获得了新天新地，翻身解放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中国人的脸上，人民当家作主了！
然而，就在我们中国神长教友准备与自己的同胞一起庆祝解放的时候，一条指令横空而来。这项来自教会上层的“指令”鼓动中国的基督徒们：要坚决抵制人民政府，抵制新中国，抵制中国共产党。严厉警告欲参加庆祝解放的神长教友们：拥护新中国、新政权，就要承受来自教会的最严厉的处罚。
这道指令给我们神长教友们设下了冰冷而残酷的选择：要灵魂得救，就要与新中国、新政权对抗到底，否则，就要丧失灵魂，进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在此之前的历史中，教会上层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活表示“关心”并进行干预的行为，发生过三次。
第一次是早年发生在中国传教团体的“礼仪之争”，教廷站在一方的立场，在缺少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做出裁决，严厉禁止中国基督徒“尊孔祭祖”，结果涉嫌干涉中国内政，引起康熙皇帝的震怒，“禁教”200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教廷才撤消“禁令”。
第二次，1932年3月1日，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长期霸占我东北三省，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民国政府坚决不予承认。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此傀儡政权均不予承认，仅有日本为首的几个法西斯国家给予承认。而梵蒂冈却也声明承认“满洲国”，并派代表参加其“开国式”，公然站到法西斯的立场上。
第三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团结抗战。这个时候，罗马教廷的“特使”发出“指令”：要求中国教会和基督徒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得参加任何抗日的团体和活动。这条“指令”惹怒了中国人民，也羞辱了国民政府，因此导致国民政府向罗马教廷的抗议。
这次发生在东方的巨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废除了人剥削人的封建制度，推翻了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建立了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民的声音就是天主的声音”，“人民的选择就是天主的选择”。
这样一场上应天意，下顺民心的历史变革，理应得到身负“基督大爱”的天主教会的理解与支持。然而，令中国神长教友心寒的是，如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样，这次，来自罗马的立场，仍然是置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置中国天主教的前途命运于不顾，蛮横地将数百万基督徒推向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对立面，使教会变成一支反人民反政府的政治势力。
天主教的历史也多次发生过如此一致的事情：当教会上层做出了错误的决策，导致天主的子民和他的事业遭受重大损失的时候，仁慈的天主将亲自伸出他的大爱之手，挽狂澜于即倒，让天主子民重回他的怀抱，让人间的教会再次沐浴圣神的光照，让他眷顾的社会再次看到他圣爱的荣光。
爱国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
当时中国教会已经出现了全面崩溃的景象：大批主教神父为表达不与新政权合作的立场而撤离出走；一批批神职与教友因听信了上面的指令，与政府和人民为敌，因触国法而被捕入狱；以“侨民”身份驻守在南京的原驻国民政府的教廷“公使”黎培里主教，仍然在不遗余力地鼓动神长教友“与共产党和新政府斗争到底”，“直至坐牢牺牲，为主致命”。
那些劳苦大众出身的教友，对教会的“指令”充满疑惑：耶稣基督是最爱穷苦人的，可教会为什么让我们反对带领穷人翻身解放的共产党呢？
越来越多的中国神长教友开始反思，开始从圣经中寻求答案。圣经中没有一条让基督徒与政府做对，与自己的同胞做对的话，反而耶稣多次命令门徒及其追随者们：“要尊重世上掌权柄的人”，“你们要爱所有的人”，“爱人如己”。
爱主爱人，是耶稣反复强调的最高诫命。那么我们爱新中国，爱自己的同胞兄弟，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何错之有？何罪之有？爱国无罪，就不会妨碍我们的灵魂得救，反而会因我们爱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得到天主的恩佑和祝福。
神长教友们想通了这些道理，更多的人坚信了这些道理，他们长期以来因“指令”而痛苦不堪的灵魂终于被圣神之光点亮了。
1950年底，发自四川广元天主教的《革新宣言》鼓舞了全国的神长教友，北京天主教的神长教友们更是豪情满怀，信心倍增。
1951年9月16日，北京天主教500神长教友聚集圣堂，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长时间的祈祷和默想，他们的灵魂充满了圣神，充满了基督大爱，一种强烈而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催迫着他们。他们对教会的前途命运、对爱国爱教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大讨论。终于得到高度共识：爱主爱人、爱国爱教是天主的诫命，是基督的大爱，我们这样做，没有罪反而有功。因我们爱国爱教而受到人为的处罚，这罚绝不是来自天主的。
大会做出决议：坚持爱国爱教的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与广大人民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清除帝国主义在教会的影响，纯洁圣教会，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宣告成立。
时隔6年，1957年7月25日，中国天主教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对今后圣教会的方向做出坚定抉择，提出维护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圣教会，在当信当行的教规教义上保持与罗马教宗的共融，在政治上、经济上、教会事务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
会议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由中国神长教友共同协商决定教会的事务，独立自主决定开展民族福传的方向和目标，这是第一次。
中国天主教终于获得了神圣的主权，中国天主教再也不是受人支配，任人驱使、与人民为敌的“洋教”了！
爱国会坚持的爱国爱教立场与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是早期教会“往训万民”，建设地方教会的基本原则。爱国会提出协助圣教会推进民族福传大业，是保禄宗徒“为一切人而成为一切”的真正实践。
后来的实践被充分证明了：
爱国会，是天主圣神的化工，是基督大爱的结晶。
——纪念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成立60周年述评之一
■ 本报评论员
今年，适逢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成立60周年。北京市天主教两会、北京教区共同决定将隆重举行庆祝活动，北京教区的神长教友们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期待。
60年前，对于中国天主教300万基督徒来说，正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本来，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中国人民受三座大山压迫，受洋人欺辱的日子彻底结束了，蒙受主恩的中华民族获得了新天新地，翻身解放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中国人的脸上，人民当家作主了！
然而，就在我们中国神长教友准备与自己的同胞一起庆祝解放的时候，一条指令横空而来。这项来自教会上层的“指令”鼓动中国的基督徒们：要坚决抵制人民政府，抵制新中国，抵制中国共产党。严厉警告欲参加庆祝解放的神长教友们：拥护新中国、新政权，就要承受来自教会的最严厉的处罚。
这道指令给我们神长教友们设下了冰冷而残酷的选择：要灵魂得救，就要与新中国、新政权对抗到底，否则，就要丧失灵魂，进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在此之前的历史中，教会上层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活表示“关心”并进行干预的行为，发生过三次。
第一次是早年发生在中国传教团体的“礼仪之争”，教廷站在一方的立场，在缺少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做出裁决，严厉禁止中国基督徒“尊孔祭祖”，结果涉嫌干涉中国内政，引起康熙皇帝的震怒，“禁教”200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教廷才撤消“禁令”。
第二次，1932年3月1日，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长期霸占我东北三省，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民国政府坚决不予承认。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此傀儡政权均不予承认，仅有日本为首的几个法西斯国家给予承认。而梵蒂冈却也声明承认“满洲国”，并派代表参加其“开国式”，公然站到法西斯的立场上。
第三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团结抗战。这个时候，罗马教廷的“特使”发出“指令”：要求中国教会和基督徒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得参加任何抗日的团体和活动。这条“指令”惹怒了中国人民，也羞辱了国民政府，因此导致国民政府向罗马教廷的抗议。
这次发生在东方的巨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废除了人剥削人的封建制度，推翻了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建立了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民的声音就是天主的声音”，“人民的选择就是天主的选择”。
这样一场上应天意，下顺民心的历史变革，理应得到身负“基督大爱”的天主教会的理解与支持。然而，令中国神长教友心寒的是，如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样，这次，来自罗马的立场，仍然是置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置中国天主教的前途命运于不顾，蛮横地将数百万基督徒推向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对立面，使教会变成一支反人民反政府的政治势力。
天主教的历史也多次发生过如此一致的事情：当教会上层做出了错误的决策，导致天主的子民和他的事业遭受重大损失的时候，仁慈的天主将亲自伸出他的大爱之手，挽狂澜于即倒，让天主子民重回他的怀抱，让人间的教会再次沐浴圣神的光照，让他眷顾的社会再次看到他圣爱的荣光。
爱国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
当时中国教会已经出现了全面崩溃的景象：大批主教神父为表达不与新政权合作的立场而撤离出走；一批批神职与教友因听信了上面的指令，与政府和人民为敌，因触国法而被捕入狱；以“侨民”身份驻守在南京的原驻国民政府的教廷“公使”黎培里主教，仍然在不遗余力地鼓动神长教友“与共产党和新政府斗争到底”，“直至坐牢牺牲，为主致命”。
那些劳苦大众出身的教友，对教会的“指令”充满疑惑：耶稣基督是最爱穷苦人的，可教会为什么让我们反对带领穷人翻身解放的共产党呢？
越来越多的中国神长教友开始反思，开始从圣经中寻求答案。圣经中没有一条让基督徒与政府做对，与自己的同胞做对的话，反而耶稣多次命令门徒及其追随者们：“要尊重世上掌权柄的人”，“你们要爱所有的人”，“爱人如己”。
爱主爱人，是耶稣反复强调的最高诫命。那么我们爱新中国，爱自己的同胞兄弟，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何错之有？何罪之有？爱国无罪，就不会妨碍我们的灵魂得救，反而会因我们爱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得到天主的恩佑和祝福。
神长教友们想通了这些道理，更多的人坚信了这些道理，他们长期以来因“指令”而痛苦不堪的灵魂终于被圣神之光点亮了。
1950年底，发自四川广元天主教的《革新宣言》鼓舞了全国的神长教友，北京天主教的神长教友们更是豪情满怀，信心倍增。
1951年9月16日，北京天主教500神长教友聚集圣堂，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长时间的祈祷和默想，他们的灵魂充满了圣神，充满了基督大爱，一种强烈而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催迫着他们。他们对教会的前途命运、对爱国爱教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大讨论。终于得到高度共识：爱主爱人、爱国爱教是天主的诫命，是基督的大爱，我们这样做，没有罪反而有功。因我们爱国爱教而受到人为的处罚，这罚绝不是来自天主的。
大会做出决议：坚持爱国爱教的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与广大人民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清除帝国主义在教会的影响，纯洁圣教会，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宣告成立。
时隔6年，1957年7月25日，中国天主教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对今后圣教会的方向做出坚定抉择，提出维护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圣教会，在当信当行的教规教义上保持与罗马教宗的共融，在政治上、经济上、教会事务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
会议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由中国神长教友共同协商决定教会的事务，独立自主决定开展民族福传的方向和目标，这是第一次。
中国天主教终于获得了神圣的主权，中国天主教再也不是受人支配，任人驱使、与人民为敌的“洋教”了！
爱国会坚持的爱国爱教立场与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是早期教会“往训万民”，建设地方教会的基本原则。爱国会提出协助圣教会推进民族福传大业，是保禄宗徒“为一切人而成为一切”的真正实践。
后来的实践被充分证明了：
爱国会，是天主圣神的化工，是基督大爱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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